《我的奋斗》：一部宣传小册子的来历与影响

一九二四年四月，巴伐利亚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一个因政变失败被判刑的人被押送到这里，同年夏天开始在牢房里动笔，写下后来成为两卷书的稿子。同狱的鲁道夫·赫斯长期被说成替他笔录整理的人，这个说法在后来的档案研究里被打了不少折扣。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第一卷在慕尼黑出版。

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本书，通常有两种问法。一种问它写了什么，然后顺着文本去找后来发生的事情；另一种问它做了什么——谁出钱印它，谁把它送进普通人家，谁在什么时候拿它当理由。这两种问法给出的答案并不一样，而这一条要立起来的争论点就在两者之间：一本论证极不严谨的册子，究竟因为写下了什么而重要，还是因为被怎样使用而重要。

常识倾向于前一种问法，因为它顺手。一本纲领性的书里写着向东扩张、写着结盟的先后、写着要把某个群体排除出去；几十年后的历史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展开，于是它看起来像一份被执行了的计划书。历史研究里有一句反复被强调的告诫：从结果往回读文本，几乎总能读出一个通顺的因果故事，而那个故事在一九二〇年代并不存在。同时代的人也不是这样读它的。据巴伐利亚史学研究者的整理，这本书虽然发行极广，当时的德国人对它总体上关注不多；至于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真正读过它，至今没有可靠的数字。

所以这一条要把两件事分开处理。一是文本的来历与结构：谁在什么处境下写出它，两卷之间怎样分工，后来的版本改动过什么。二是它的传播史与使用史：印数是怎么上去的，谁在发放，它在日常生活里以什么形式出现，一九四五年以后又经历了什么。前一半靠档案与文献学，后一半靠发行史与接受史。两半的材料性质不同，能支撑的结论也不同，混着用就会出错。

还有一条前提要先说清楚。这一条不引原文，也不摘句子。摘录本身就是一种流通形式，一句脱离上下文的短句，在二次传播里常常会变成它原本不是的东西。要读原文，应当使用带完整注解的版本；对这类文本，注释和语境比片段更有用。这不是回避，而是一条使用规则。

兰茨贝格：一本书的起点

要讲这本书，先要讲一九二四年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到九日，慕尼黑发生了一次政变尝试，组织者是当时还只是地方小党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政变在一天之内失败，希特勒于十一月十一日被捕，党被查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审判在慕尼黑开始，四月一日宣判，他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Festungshaft）——这是一种待遇明显宽于普通监禁的刑罚形式。据巴伐利亚史学研究者的记载，他当年十二月二十日获释，实际服刑不足九个月。

写书的想法比审判更早。这一点常被忽略：早在一九二三年政变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在演讲和文章里反复讲过这套说法，失败与监禁的作用是把口头材料固定成文字，同时给一个已经不能公开活动的党找出路。据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说明，他利用这段时间把此前经历、阅读与想到的东西合并成一份成文的意识形态，并为这个被查禁的党设计新的立场与策略。

关于写作方式，通行的叙述是这样的：他在狱中口述，赫斯与埃米尔·毛里斯等人协助记录，兰茨贝格因此被称作这本书的诞生地。这个叙述流传很广，出现在许多简明的介绍里。但它并非没有争议。专门研究这本书的著作——Othmar Plöckinger 二〇〇六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五年》——根据留存材料指出，文本不是像通常说的那样由狱中同伴笔录而成，而是经过多轮编辑加工；第一卷的整理出自 Joseph Stolzing-Cerny 与 Ilse Pröhl 之手，后者后来成为赫斯的妻子，第二卷则由赫斯处理。把这本书说成狱中口述、他人记录的成品，可能把一个后来的传说当成了生产过程。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兰茨贝格是这份文本的主要发源地，这一点没有疑问，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在一九二四年成形。但谁在哪个环节把口述变成稿子，是文献学问题，要靠稿本、校样与出版社记录来回答，不能靠回忆录和后人的转述。两件事被混在一起，才产生了那个过于干净的图像。

第一卷的书名经过改动。据版本研究者与巴伐利亚史学研究者的整理，工作标题带有四年半以来对谎言、愚蠢与怯懦的斗争的意思，正式出版时改成较短的书名，附题意近于清算（Abrechnung）。今天通行的译名对应的是那个较短的书名。改名的意义不只是编辑上的：把一份自述式的清算文字包装成一部可以随身携带的自述，是出版社方面对市场的判断。

出版社是党的弗朗茨·埃耶出版社（Franz Eher Nachf. Verlag），社长为马克斯·阿曼（Max Amann，一八九一至一九五七），他是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友。第一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出版，初印一万册，印刷由慕尼黑一家书业印刷厂承担。第二卷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为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书上印的出版年份是一九二七年。据巴伐利亚史学研究者记载，这本书后来成了该出版社最赚钱的产品，把出版社的财务大幅理顺。这条信息很重要：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思想文本，它同时是一桩生意，也是一笔可以用来偿付政党债务的收入。

两卷的分工

两卷篇幅相当，性质不同。据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说明，第一卷以高度修饰过的自述为主，讲个人经历与党的前身组织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DAP）的早期历史；第二卷的重点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纲领。这个说法通行，但需要一点修正：自述部分的准确性很差，而且有明显空缺，它的功能不是记录生平，而是把一九一九年以后才形成的看法倒推成人生经验的结论。同样，第二卷里的党史叙述也大部分让位给了纲领性论述。

纲领的核心集中在几处。据巴伐利亚史学研究者的概括，第一卷第四章与第二卷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讨论的是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路线：先与意大利、英国结盟，再通过一场战争打败法国，从而取得向东欧与苏联方向夺取所谓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提。把结盟、战争与扩张排成一个有先后的序列，是这本书在纲领层面最具体的地方——它给出的不是愿望，而是一个顺序。

第二卷后半部分有一章专门讨论宣传与组织。这一章处理的是宣传面向谁、要点应当压缩到几条、应当怎样反复重复、应当诉诸情绪还是推理，以及组织必须跟在宣传之后。它后来被反复引用，因为它把宣传当作一门有工序的技术来处理：先制造认同，再建立组织。研究者大体同意，这一章对理解一九三三年以后德国的宣传机构设置有参考价值，但它不是一份可以直接照着执行的说明书——那些机构是在具体政治条件里长出来的。

还有一份文件需要与这本书分开：党的正式纲领是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公布的二十五点纲领，不是这本书。两者在党内都享有权威，但功能不同，前者是党章性质的文件，后者是领袖的自我表述与解释。把两者混为一谈，是讨论这本书时最常见的起点性错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