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柏林。一个新部门挂牌，名字里同时写着"国民教育"和"宣传"。同一年的五月，全国的大学生们在广场上焚书；八月，一台廉价收音机开始量产。这几件事之间没有必然的先后，它们只是同一年里并行发生的安排。
这一组条目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纳粹宣传有多厉害"，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一套说法是怎么被做出来、被送到人手上、然后被记住的。
三篇各有自己的入口。第一篇处理文本：一本因政变失败而在狱中口述、由党的出版社长期发行的册子，如何从滞销品变成国家机关发放的赠本，又如何在二〇一六年由一家史学研究机构做成带数千条注释的批判版。这里的关键区分是"当证据用"与"当论据用"——文本能证明当时有人这样想，不能证明事情必然这样发生。
第二篇处理机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如何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成立，如何在几个月里把广播、通讯社、报刊、电影收进一个权限不断扩大的中枢，再用帝国文化院的许可制管人、用《编辑法》与每日新闻指示管内容。管入口、管人、管内容，三步之间是有顺序的。
第三篇处理渠道：广播、电影与集会。廉价收音机把听众留在同一频道的同一时段，新闻周报把前线画面塞进影院正片之前的几分钟，纽伦堡的广场则把人群编进队列并向摄影机摆出姿势。三者共有一个特点：覆盖面可以统计，效果无法统计。
按这个顺序读最顺：先看说法从哪里来，再看谁在分发，最后看它经由什么形式到达日常。读的时候请一直带着同一组追问——谁在推广、用什么方式、谁从中受益，以及"渠道数据"和"接受证据"是不是被混在了一起。宣传史里最容易被跳过的一步，恰恰是从"送到了"到"相信了"之间的那一段空白，而研究者至今也只能绕着这段空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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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章节收录：《《我的奋斗》：一部宣传小册子的来历与影响》、《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一个部的诞生与职能》、《广播、电影与集会：纳粹宣传的三条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