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一份纲领的诞生与结构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布鲁塞尔。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一个人把别人写好的一份问答体稿子推到桌角，摊开纸重新起头。他要写的不是论文，是一个组织准备拿去印、拿去散的公开文件。一个多月之后，这份文件在伦敦排成铅字，二十来页，德文，封面上没有署他的名字。

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本小册子，通常的问法是"它说得对不对"。这个问法太大，问到最后往往变成选边站。本篇要处理的是一个更小、更具体的问题：一份受委托而写的公开纲领，为什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是四章，为什么是"历史—立场—辩驳—策略"这个顺序，为什么它后面跟着七篇序言，以及这些序言究竟改了什么。

把这个问题拆开，会看到三层。第一层是委托本身：同盟要的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是一份能拿到街上去发、能让一个不认识字的成员听人念完就明白"我们是谁、和谁一伙、下一步做什么"的文件。第二层是文体：问答体最省事，也最容易照着念，可恩格斯自己建议放弃它，理由是问答体装不下历史论证。第三层是时间：这份文件印出来的时候，作者本人的判断还在变，而文件已经定稿、已经印出、已经在流传，于是三十多年里只能靠序言来补。

先给一个日常的场景。设想一个居民社团，二十来户人，章程是十年前定的，写明了会费、值班、公共区域怎么用。十年里住户换了一半：有人搬走了，有人把房子租了出去，有人添了车。章程的正文没有人愿意动，因为一改动就要重新表决、重新争一遍旧账；于是每一届理事会换届时，都在新版章程前面加一段说明，写明"第三条关于自行车的条款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车库"、"第九条的值班办法按新办法执行"。正文照旧印，说明越来越长。

章程的正文是十年前那批人对当时处境的判断，说明是后来的人对同一批条款的再处理。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份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正文和它的序言是按两种时间写成的，把两者当成同一层次的话，读起来就会自相矛盾。

严格一点说，纲领（德文 Programm）指一个组织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自我定位与行动方向的文件。它有对内和对外两重功能：对外是把主张讲给外人听，争取同情与加入；对内是给成员一把尺子，让他们在被问到"你们到底要什么"的时候答得一致。正因为有对内这一重，纲领的写法和论文不同——它必须省略论证，把结论摆在前面。

真实的例子就在一八四七年的伦敦。当年夏天，一个主要由德国流亡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伦敦开代表大会，决定改名，换口号，并且委托一位成员起草一份纲领草案。这位成员写了问答体。到了十一月，团体又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改请另一个人来写正式的宣言。第二个人没有沿用问答体，改成了叙述加论战的长文。今天读到的四章结构，就是这次改写的结果。

一个裁缝、一个鞋匠和一个排字工的组织

要理解这份委托，得先看清委托方是什么。这个团体叫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前身是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再往前推，是一八三四年在巴黎成立的流亡者同盟。据研究，一八三六年前后，流亡者同盟中的一部分人分化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成员的成分很具体：从德意志各邦流亡出来的手工业帮工、裁缝、木匠、鞋匠、排字工，加上少量知识分子。他们按行业聚居，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之间流动，靠同乡和同行关系维持联系，口号是"人人皆兄弟"。

这种组织形态决定了它对纲领的需求。手工业帮工的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很实际的：行会制度解体以后，手艺人的位置在哪里；机器进来以后，学徒还有没有出路；一八三九年前后几次密谋起义接连失败，被捕的人被驱逐出境，接下来该怎么办。一八三九年在巴黎发生的一次起义失败之后，同盟的领导人被捕，一部分成员转到伦敦，组织重心也从巴黎移到伦敦。伦敦有大批德国流亡手工业者，也有宪章运动的集会可看，这是它后来能在英国召开两次代表大会的条件。

这里要提醒一句材料上的事。这个团体的会议记录大部分没有留下来，今天关于它的活动，一部分依据后来整理的马恩通信与文件，一部分依据当时各国警方的档案，还有一部分依据参与者晚年的回忆。这三类材料各有偏差：通信是当事人写给当事人的，关心的是当下要办的事；警方档案记录的是被侦查者的言行，看什么人都像密谋者，它把松散的联络写成了严密的组织；回忆材料离事件已隔几十年，容易把后来知道的结局塞进当年的动机里。研究早期同盟的历史，只能把这三类材料对照着用，而对照之后仍然有说不清的地方。

一八四七年的两次代表大会

一八四七年六月初，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组织的名字改成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口号改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德文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并委托恩格斯起草一份纲领草案。恩格斯交出的是一份问答体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把主张排列出来。问答体的好处是便于宣讲，坏处也明显：它把历史讲成一个个孤立的问答，读者拿到的是一串结论，不是一个过程。

同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委托马克思起草宣言。恩格斯在此之前已经写出一份更完整的问答体稿子，通常译作《共产主义原理》，以二十几个问题贯穿，从"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直问到对其他党派的态度。据记载，他在给马克思的信里提出两点建议：不要再写问答体，因为这种形式已经不合时宜；书名可以叫《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接受了这两条建议。

这两条建议值得停一下。它们说明这份文件的形式不是随手选的，而是两个人对"读者是谁"这个问题的共同判断。问答体假设读者带着问题来，作者负责给答案；宣言体假设读者站在广场上，作者负责把一段历史讲给他听，再告诉他站哪一边。前者像手册，后者像演说。最终印出来的文本属于后者，第一章那种一连串短句铺陈、最后一句收束的写法，正是这种选择的产物。

从十二月到二月

马克思动笔的时间，据通信与后来的研究，在十二月中旬以后；一八四八年一月底交稿。这中间有一段常被提到的插曲：同盟伦敦方面曾催促交稿，语气不算客气。手稿送到伦敦后即交付排印，一八四八年二月，一本标明"一八四八年二月公布"的德文小册子在伦敦印出，书名《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二十多页，据记载初版印数据研究约在一千至两千册之间，各家的估计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封面上并没有署两位作者的名字，作者署名是后来各版才加上去的——这一点常被后来的读物省略。

时间点很要紧。一八四八年二月下旬，巴黎爆发革命；三月，维也纳与柏林相继发生事变。有的记述把这本书运出印刷所的时间定在二月下旬，与巴黎的消息传到伦敦几乎同时。也就是说，这份文件不是革命之后的总结，而是革命前夜的产物：它在写作时预设的革命还没有来，在印出来时刚刚开始，而在它一路散发出去的过程里，欧洲的政治地图正在被改写。

一八四八年四月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到德意志，六月起在科隆办《新莱茵报》，把主要精力放在报纸上。同盟的活动随之转入新的阶段。据研究，一八五一年科隆方面有成员被捕，一八五二年经过审判，同盟实际上宣告解散。也就是说，这份被委托的纲领，它的委托方在它印出四年多以后就不存在了。此后它靠印刷和翻译自己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