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一八五九年一月，伦敦。一本薄薄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版，正文前面放了一篇序言。作者在序言里回顾了自己研究经济问题的经过，然后写下几段话，把社会结构分成几层，说明它们之间怎样互相牵动。这几段话后来被引用的次数，超过了那本书本身。

那本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就是后来通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它被反复引用的原因不难理解：它是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理论框架最凝练的一次正面交代。也正因为凝练，它成了后世分歧最多的一段文字。

它想说明什么

序言的表述可以拆成四层。第一层讲生产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第二层讲桎梏：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束缚，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第三层讲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在它之上竖立法律与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式。第四层讲方向：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这四层的德文关键词分别是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基础（*Basis*）与上层建筑（*Überbau*）、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gesellschaftliches Sein*、*gesellschaftliches Bewusstsein*）。把原文摆出来有一个实际用处：汉语里"决定"这个词既可以是"决定某件事发生"，也可以是"决定某种性质"，而德语里与之对应的 *bestimmen* 同样宽。许多争论其实是围绕这个词的两种读法展开的，而不是围绕事实展开的。

这套说法要回答的问题很实在：为什么社会制度会变，而不是永远维持下去。它给出的答案是结构性的——制度与它支持的生产力之间会积累张力。争论也正在这里：如果说"决定"，究竟是什么意思。

序言本身的写法值得留意。它不是一篇论战文章，而是一段回忆。作者在里面讲自己早年在《莱茵报》工作时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处，讲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怎样清理黑格尔法哲学留下的问题，讲他得出的结论是：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而要从物质生活关系中理解。这段话是在交代一段思想经历的终点，而不是在写一本教科书的第一章。了解了这一点，后面许多关于"公式化"的批评就好理解了：它本来不是一份公式，而是一份研究纲领的自述。

几个词的来历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词并不是一八五九年那一年突然出现的。它们在此前十多年的写作里逐步成形，而且每一次成形都对应一个具体的论战对手。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手稿当时没能出版，作者自己说，他们写它是为了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遍。手稿里已经在讲分工、所有制形式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其中"交往形式"（*Verkehrsform*）后来大体被"生产关系"取代。这个替换不是文字上的润色：交往形式把重点放在人们怎样互相往来，生产关系把重点放在人们因生产而结成的关系，后者更强调这种关系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一八四七年的《哲学的贫困》针对的是蒲鲁东。蒲鲁东主张用经济范畴的改良来消除贫困，马克思反驳说，经济范畴只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把这些关系当成可以被理性重新安排的概念，是倒果为因。这本书里出现了"手推磨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著名说法，它是后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口语版。

一八四九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工人协会上作过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讲稿后来以《雇佣劳动与资本》流传。他在里面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说明工资不是劳动的份额而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这一步对"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很关键：它把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确定为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关系，而不是一种可以靠慈善缓解的人际关系。

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马克思写下了篇幅巨大的经济学手稿，后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名整理出版。手稿中有一节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逐一分析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以及亚细亚形式的不同道路。这一节是理解后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那串名称的重要背景：它们不是一张统一的阶梯，而是一组比较。

到了一八五九年，这些积累被压进序言那几百字。恩格斯同年八月在伦敦的一份德文报纸上发表书评，用建筑的说法概括这部著作的方法，说它把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这个比喻从此成了通行说法，也让"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组词有了固定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把社会结构想成一座房子，是恩格斯在书评里给出的形象，而序言原文用的是"竖立"（*erheben*）这个动词，并没有把两层关系说成一栋建筑的两部分。

概念怎样定义

先说生产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在生产物质产品时实际拥有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的技能与体力、劳动工具与机器设备、技术知识、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可用的自然资源条件。它是一个能力概念：衡量的是"能生产多少、能生产什么"，而不是"谁拥有什么"。

再说生产关系。它指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不依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在生产中指挥谁、产品如何分配。它回答的不是"能不能生产"，而是"由谁、按什么规则生产与占有"。

然后是上层建筑。在通行的用法里，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法律与政治制度，例如宪法、法院、警察、税收体制、行政机构；二是与这些制度相应的意识形式，例如法律观念、政治观念、宗教、艺术与哲学。第二部分的加入常被忽略，但它意味着上层建筑不只是一堆机构，也包含一整套人们对自身处境的看法。

最后是"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序言里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基础不是钱、不是GDP、不是技术，而是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这个词的用法在不同文本里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指技术性的劳动组织，有时指包含所有制形式在内的整体。中译本在不同年代的用语也有调整。做研究的时候，把这个词在原文段落里的位置一起看，比争论一个中文译法更有用。

把这三层和四层说清楚之后，才能真正进入这条线索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这套说法被反复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而它的辩护者又为什么坚持它并不是。

"经济决定论"这顶帽子

指责的起点很清楚。如果法律、政治、宗教、艺术的性质都由经济基础决定，那么上层建筑里的东西似乎只是经济关系的影子，历史中的人似乎只是在执行某种结构安排。这个读法后来被概括为经济决定论，它的推论有三步：经济是唯一的原因；经济变化与上层建筑变化同时发生；研究历史就是找出背后的经济动机。

这三步在当时并不是学者凭空想出来的。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工人运动需要一套简明的历史解释来讲清"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将来会怎样"，通俗读物与党内教育材料把复杂的表述简化成了几条公式。第二国际时期围绕"经济基础"与"历史必然性"的普及性写作，客观上强化了这种简化印象。考茨基在一八九二年出版的《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都在做这件工作：他们要让这套理论成为可以教授的世界观，代价是弹性被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