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条思想史线索

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一间租来的大厅里挤满了来自二十来个国家的人，近四百名代表坐在长凳上，多数人不会说法语，只能靠邻座翻译。这一天是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街上有阅兵和游行。会场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他去世已经六年，而他生前最担心的一件事——运动的分裂——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还是发生了。

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第二国际。大会开了几天，通过了关于国际劳工立法、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决议。决议写得具体，语气笃定。问题在于，没有人说过接下来由谁来执行它们。

这条线索要回答的问题

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争论、一九一七年的分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与汤普森的论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排成一条线，看起来像一部有条有理的思想史。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人和这些书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可以称作"传统"的连线，还是我们事后把几段互不相干的历史并排放在了一起。

先给一个判断。这条线索包含三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文本（谁在什么时候写了什么，文本里的论证能不能站住）、组织（政党、工会、国际机构、党报，以及它们实际作出的决定）、学术（学院里的研究、教学、期刊与学术会议）。三者的时间节奏并不一致，而且互相之间未必同步。人们通常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个带批评意味的说法，后来才变成一种自我定位，最后又变成教科书里的一章。这个词经历了几次转手，意义也换了几次。

一个联合体，不是一个政党

要理解第二国际，第一步是不要把"国际"两个字理解成政党。它由各国社会党、工会与工人团体的代表组成，没有能够约束各国支部的中央执行机关，也没有一支可以调动的力量。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它最主要的活动形式：会前由各国党派代表，会上讨论并通过决议，会后各党回去按自己的判断执行。

设想一个由几十户人家合住的大院，每户自己管自己的家务与开销，只是每年派一个代表开一次会，商量来年可以一起做什么，比如修一条共用的排水沟。会议记录写得清楚，谁家也拿不出办法逼别家按时出工。这个院子比独门独户走得远，但它没有一个能替各家做决定的家长。这个例子说明的是第二国际的组织性质：它是一个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超国家的政党；它的力量来自成员的规模，它的弱点来自决议与执行之间那段空档。

第二国际的规模在二十世纪初相当可观。各国社会党的党员总数在二十世纪初达到数百万，在议会里的席位也不少。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其中最大的成员，拥有自己的报刊网络、工会系统、教育机构与大量地方组织。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通过新纲领，取代了此前的哥达纲领。考茨基为这个纲领写的解说，在随后二十年里被各国工人组织当作学习材料使用。

模仿德国经验本身带来一个问题。德国的条件是特殊的：庞大的工会、帝国议会的选举权、相对宽松的组织空间，三者同时存在。把这套经验当作普遍道路，会给其他国家的政党造成预期上的错位。第二国际后来的麻烦，一部分就出在这种错位上。

一八九六到一八九九年的那场争论

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争论，核心是一个经验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正在自我稳定。这个问题可以拆成几个可以检验的子问题——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否在长期上升，经济危机的频率与深度是否在下降，股份公司与信用制度是否让资本主义更能承受冲击，垄断组织是否真的在调节生产。原则上，这些都可以用统计材料来回答；实际上，当时可用的数据很粗，二十世纪初的国民经济统计在国家之间口径不一，工资数据尤其难比。

伯恩斯坦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间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汇成一本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出版，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当时被当作恩格斯遗稿的整理者之一，这个身份让他的观点格外引人注意。他的论证大致是这样的：股份公司让资本所有权分散，信用制度缓解了危机的冲击，垄断组织对生产有所调节；工会在谈判中力量增强，工人在议会中的代表在增加，实际生活水平在改善。基于这些，社会主义应当被理解为一项长期的民主化任务，通过选举、工会与立法一点点推进，而不是等待一次总崩溃。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

卢森堡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发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回应。她的论证不是简单地说改良没有用。她说的是，伯恩斯坦把两种不同的东西并列了：日常的改良斗争在既有制度内部进行，目标是改善工人的处境；夺取政权要处理的是制度的边界问题，即谁来掌握国家的强制力量。如果工人政党把前者当成全部的纲领，那么当政治危机到来时，它既没有准备好的组织，也没有准备好的群众预期。她还有另一条论证线：资本主义的积累需要不断扩张，需要把非资本主义的地区与市场卷进来，这意味着它不会自我封闭成一个稳定的系统；《资本积累论》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写的。

考茨基当时处在中间位置。他在评论中承认伯恩斯坦提出的许多问题表述模糊，同时也认为改良与革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社会民主党应当同时做议会工作与群众工作。到一九〇九年，他出版《取得政权的道路》，把夺取政权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立场比十年前更靠左。此后他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的分析引起长期争论，主张与批评一直并存。

这场争论的性质需要分清。它同时包含经验命题（资本主义是否在自我稳定）、策略命题（议会道路能否累积成政权转移）与规范命题（应当追求什么）。经验命题可以拿材料检验，策略命题取决于对政治条件的判断，规范命题则取决于价值。三者在辩论中经常交错而过：一方举出工资上升的数据，另一方回答的是危机来临时的行动能力，两边其实没有在同一层上对话。

设想一个排队买票的长队，售票窗口只有一个。改良派的诉求是加快窗口速度、增加人手、把插队规则订得更公平——这些诉求都在排队这回事的内部。革命派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件事必须排队才能办。如果队伍里所有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争取更快一点上，队伍本身该不该存在的问题就没人再问；而当窗口突然关闭时，排了很久的人会发现自己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例子说明的是改良与革命的差别不在激烈程度，而在诉求指向的对象：一个指向制度内部的分配，一个指向制度本身的成立条件。卢森堡反对的也正是这种替代关系，而不是日常改良工作本身。

真正把争论推向组织层面的，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那年一月，彼得堡的工人向冬宫请愿，随后遭到枪击，罢工与起义在一年内断续展开，最后被镇压。这场革命让"群众罢工"从一个理论选项变成了发生过的事。卢森堡在一九〇六年写文章总结这次经验，指出俄国的群众罢工不是被工会领袖计划出来的，而是在具体冲突中自发形成并不断扩大的；领袖的作用是理解并引导它，而不是批准它。这一看法与德国工会领导层的立场相冲突：后者担心总罢工的号召会耗掉多年积累的组织资源，主张把力量放在谈判桌上。同一时期，第二国际内部关于"群众罢工"能否作为武器的争论反复出现，这已经不是理论偏好之争，而是组织利益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