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构与研究取向
一九一九年秋天，北京。一份标着五月号的《新青年》终于到了读者手里，头一篇长文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三十岁。他在文章开头先做了一件在当时少见的事：说明这一学说的哪几个部分他有把握，哪几个部分他还在摸索。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在这一年十一月刊出，题目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问题是什么
这一条要立起来的争论点是一句话：中文世界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原本的移植，还是本地生成的产物。
两种说法都有人主张。前一种把这个世纪以来的翻译、出版、教学与研究看成一条传递链，链的两端是伦敦、柏林与莫斯科的文本，中间是中文的译本、教材与论文。后一种把重心放在接受者这一侧：谁在什么处境下选了哪一段，为什么恰好是这一段被选中，它被安放进什么样的课程、刊物与机构里。这些环节加起来的产物，与所谓"原本"之间的距离并不小。
这不是一个是非题，因为真实的传播过程同时包含两面。但它决定研究怎么做。按前一种说法，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比对译本与原著的偏差，偏差越小越理想；按后一种说法，偏差本身就是材料，它记录的是接受者当时的问题意识。两种做法用同一批材料，问出来的问题却不一样，结论也往往不能互换。
还有一层需要先分清：这一条写的是传播史与学术史，不评判哪一种读法更正确。文本有它的年份，读者有他自己的处境，把两者对上，才谈得上理解一个人为什么那样读。
晚清到民初：零散的译介
马克思主义的语词进入中文，比它的理论进入中文要早得多。
据记载，一八九九年，上海广学会的刊物《万国公报》连载过一篇题名《大同学》的译文，底本是一本讲社会进化的英文著作，由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文中提到过马克思的名字，把他列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处在后来的研究里被反复引用，常被称为中文报刊上较早出现马克思名字的地方。引用它时需要注意三点：它是传教士主持的译介，出现在介绍社会进化论的文字里；它是转述与撮述，不是原著翻译；当时汉字译名与今天通行写法并不一致。
据记载，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里把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的"泰斗"（大意），把他放在欧洲社会思潮的谱系里讲。一九〇三年，同一刊物上还有别的作者介绍过社会主义各派的主张。这些文字的性质属于时事介绍，作者关心的是"欧洲最近出了什么思潮"，不是文本本身。
一九〇五年，情况变了一点。据记载，这一年《民报》第二号刊出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里的若干段落。这是中文世界较早试图逐段处理原文的例子。它的选材也有倾向：重点在革命家的行动与纲领，对哲学论证着墨不多。约一九〇八年，一份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上刊登过《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译文，据记载译者的署名与今天通行的译名不同。同年稍后，还有刊物介绍过恩格斯的生平。
民国初年，介绍继续以零星的方式出现。据记载，约一九一二年，上海有刊物连载过恩格斯一部通俗著作的中译文片段，题名与今天的通行译名不同。同一时期，江亢虎等人组织的中国社会党也办过刊物、做过宣讲。这一阶段的共同点是：译介散落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上，译者各自为政，术语没有统一，读者看到的往往是一段一段的节录，很少见到完整的著作。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后，介绍明显增多。据记载，一九一八年秋冬，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文章谈论这场革命的意义。这个时间点值得记住，因为它对后一年的情况有直接影响：接下来的一年里，中文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字数量已经不是零星可数。
《新青年》时期：介绍、选择与译名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这三年，是中文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个密集期。它的形态很特别：不是一本一本的书，而是刊物上的专号、专栏、连载与论战。
据记载，一九一九年，《新青年》出了一期以马克思研究为专题的号，版权页标的是五月。这一期上刊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上半部分，据记载同期还有介绍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生平的文字，以及一篇从批评立场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这里有一个传播史研究里常被提到的细节：这一期版权页标注的月份与实际印行的月份并不一致，据研究，实际见到它的时间要晚一些。印刷周期、纸张与运输在当时都可能造成这种滞后。
这个细节看起来只是版本学的枝节，其实是方法问题。研究者若把版权页日期直接当作传播时间，就会把一批读者的阅读时间提前几个月，进而把某些"影响"的先后顺序搞反。报刊上的日期是编者设定的一个标记，它表示这一期"应该"属于哪个月，不等于它什么时候到达读者手上。做传播史的人对此要格外小心，因为整条时间线常常就靠这些日期搭建。
除《新青年》之外，还有几条线。据记载，一九一九年春，北京的《晨报》副刊开设过一个专门译介马克思学说的专栏，五月起陆续刊出译文与解说，其中一篇是日本学者河上肇讲唯物史观的文章，译者的署名是渊泉。同一年，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刊出过介绍文字。据记载，一九一九年四月，《每周评论》上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摘译。这一年秋冬，几家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了连载式的介绍。
河上肇这个名字在这一段里特别重要。他是日本的经济学者，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长期讲解《资本论》，写过大量解说性著作。中文世界的早期读者，很多是通过他的日文解说才知道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大致是怎么回事的。这就带出早期传播的第一个特点：转译的比例很高。日译本、英译本、德文原著的英译，都可能成为底本，一篇中文文字有时要经过两三种语言的中间环节。每一道转手都会带来取舍，译名则一层一层地叠加。
第二个特点是选择性。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往往是最具行动指向、最能回答"现在该怎么办"的部分：纲领、宣言、口号式论断、对革命的号召。理论论证、文献考订、对同时代学者的批评，相形之下就少得多。这属于传播的常规现象——一种外来学说进入一个新环境，最先被搬运的通常是它最急于回答当地问题的部分。但它有一个长期后果：中文读者早期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经过挑选、并且挑选标准相当明确的版本。
一九二〇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标志性的事。八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据记载出版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一种小丛书。初版的封面把书名误排成了《共党产宣言》，再版时更正。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此前中文读者见到的多是节译与撮述。同年九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据记载由第8卷起改换编辑方针。
同一年前后，各地小组的刊物陆续出现。据记载，上海有面向工人的小型刊物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创办，北京与广州也在这一年前后办起同类刊物，内容多用口语，讲工时、工资、罢工与工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份以"共产党"为名的月刊创办，据记载主编是李达。约同一时期，还有以《资本论》入门为题的译述小册子出版，据记载译者是李汉俊，它并不是《资本论》的翻译，而是对第一卷要点的解说。
这一批出版物的读者结构，与今天想象的不完全一样。读《新青年》专号的多是学校里的人；读工人小刊物的则包括识字不多的工人，所以同一学说在两处被讲成了两种语气。同一位作者可以在学术性文章里讨论唯物史观的论证结构，又在工人刊物上把它压缩成几句关于工时与工钱的道理。这不是矛盾，而是传播中的分层：面向不同读者时，理论必须重新组织一遍，而重新组织的每一次都在悄悄改变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