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与批评：计算争论、规范争论与生态转向

一九二〇年，维也纳。一位三十九岁的经济学家在一份德语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文章篇幅不长，问的事情听起来也不大：如果一个共同体的生产资料不属于私人，那么由谁、用什么办法来决定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该先做哪一件。

作者是米塞斯。他把结论写得很硬：生产资料没有市场，就没有真正的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有办法把不同生产方案的成本与收益放在一起比较。于是问题不再是"人们愿不愿意算清楚"，而是"账本上有没有可用来计算的数字"。此后七十多年，这篇文章被反复引用、反复反驳、反复宣布已经作废，又反复被重新请出来。

问题是什么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常见的问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不对"。这个问法太大，答案又早就藏在提问里。本篇处理的是三类具体得多的批评，它们经常被混在一处谈，其实问的是三件不同的事。

第一类是计算与效率之争。一个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机制的经济体，能不能得到足够的信息、形成足够的约束，把资源配置得不算太差。这场争论从一九二〇年开始，中间换过几次问法，至今没有结束。

第二类是规范之争。剥削是不是不正义；如果是，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需不需要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自由"在这种讨论里又该怎么度量。这一类的答案不来自统计，而来自论证。

第三类是生态转向。自然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被写进分析的中心，而不只当作资源库或背景；一旦写进去，原有的概念（积累、危机、剥削）要不要跟着改。

三类批评各有自己的证据标准。第一类可以拿数据、案例与模型来检验；第二类要处理定义与论证；第三类一半是经验问题，一半是概念框架的选择。把三类当成一件事，最常见的后果是用一类问题的答案去回答另一类问题。用某些计划经济体的增长记录去回答"剥削是否不正义"，或者用"资本积累造成生态破坏"去证明"集中配置一定更有效率"，都是这类错位。

还有一层区分贯穿全篇。同样是说"剥削"，一个人可能在陈述一份工资单，另一个人在提出一项指控；同样是说"信息分散"，一个人可能指技术上的计算成本太高，另一个在说这种知识根本无法被集中。分歧落在事实层面（世界是怎样的）、概念层面（某个词该怎么定义）还是价值层面（什么值得追求），需要一处一处地问清楚。否则争论会一直进行下去，而且双方都觉得自己在赢。

一九二〇年：一个逻辑论证，不是一个预言

米塞斯的文章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特点：它的论据是逻辑的，不是经验的。他没有说"历史上的计划经济体都失败了"，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历史可看。他说的是：理性配置资源需要比较，比较需要共同尺度，而在生产资料没有市场的条件下，这个尺度不会自己出现。

先看一个日常场景。设想一个几千人的单位，食堂、车队、办公用品、维修都由一个后勤处统一安排。后勤处的表格上写的是实物——这个月需要多少公斤米、多少升柴油、多少支笔。表格能填满，账却很难算清。当后勤处要在"多买一台打印机"和"多雇一个保洁员"之间取舍时，手里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他们当然可以开会讨论，可以用上年的用量做参考，也可以按领导的意思排序。困难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说明，少买一台打印机、多雇一个保洁员，究竟值不值。问题不在后勤处的人不认真，而在他们缺少一个能同时反映打印机与保洁员各自稀缺程度的数字。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实物单位能记录数量，不能直接表达取舍。价格在这里的功能是做一个共同分母，让不同种类的稀缺可以互相换算。

严格说来，米塞斯要求的"价格"有三个条件：它由交换产生，而不是由某个机构宣布；它随供求变化而变动，而不是固定的；它覆盖生产资料，而不只覆盖消费品。第三条最关键。在当时的苏联，消费品还有市场与价格，面包和布匹可以买卖；但工厂、土地、机器这些生产资料不能在市场上交易，由行政分配。米塞斯认为，正是这一层缺口让整个体系失去了核算的可能——消费品价格只能反映消费品的供求，反映不了生产这些消费品所动用的机器与原料相对而言有多稀缺。

这里要提一篇更早的文章。一九〇八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他用帕累托的一般均衡框架写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优条件，并指出：如果生产部掌握全部技术与偏好信息，它可以解出方程组，得到与竞争市场相同的配置结果。这篇文章常被读作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证明，其实它同时是一份条件清单——它的前提是信息已经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可以计算。

米塞斯一九二〇年的文章，正好从这个前提的后半截入手：就算信息能集中，方程能不能算，算出来的结果能不能及时更新。他承认在纯逻辑上可以设想一个实物经济的解，但指出所需的方程数量与未知数数量都极为庞大，而且偏好与技术每一次变动都会让原来的解失效。哈耶克后来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直白：问题不是某一个聪明人算不过来，而是没有任何一个头脑能够掌握那些需要被使用的具体知识。

罗宾斯在一九三二年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里支持米塞斯的结论，理由更偏向理论一侧：经济学的对象是稀缺条件下的选择，而选择需要相对价格；如果相对价格不由市场产生，选择就失去依据。米塞斯本人一九二二年把文章扩充成《社会主义》一书（德文原题 Die Gemeinwirtschaft），把这套论证系统展开。

一九四五年：从"能不能算"到"谁知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这篇文章篇幅也不长，却把问题的重心彻底挪了位置：不再是中央计划机构算不算得过来，而是那些需要被使用的知识，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存在在谁手里。

哈耶克的说法是：关于具体情况的知识——某台机器今天上午坏了、某个工人更适合什么活、某批货走得快还是慢、某个地方今年雨水多还是少——从来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的。它们分散在无数人手里，很多是临时的、局部的，甚至说不清楚。这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勤勉问题，而是这种知识的存在方式本身如此。

先给一个日常场景：开车上路。任何一个司机都只知道自己眼前那一段路堵不堵，并不知道全城的路况。可是手机导航上那条红黄相间的线，往往比任何一个司机都更清楚全城的状况。它是怎么知道的。答案不在某个指挥中心，而在每一个司机的手机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几万人各自动了一下，位置变化被汇总起来，变成速度估计。没有人需要先理解全城的路网，也没有人需要先算出一个全局模型；信息在行进中被收集，也在行进中被使用。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分散的知识可以被汇总，但汇总依赖一个过程，而不是依赖一个全知的头脑；而且汇总出来的结果是有损的——它给出"这段路慢"，不给出"为什么慢"。

哈耶克接着指出价格的作用：价格是一种压缩。市场上某样东西涨价，不需要任何人解释原因，买的人少买一点、卖的人多供一点，调整就开始发生。价格里压缩着时间、地点、替代方案的信息，使用者不必知道这些信息的来源。他用的说法大意是，价格体系是人类偶然发现、至今尚未被充分理解的一种机制，它让广泛的分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