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身:心身问题的几条路线
一六四一年,荷兰,一个在炉火边写了很久的人把《第一哲学沉思集》交给巴黎的出版商。书里他先怀疑一切:怀疑感官、怀疑梦境、怀疑数学。最后剩下两样东西没有倒——一个正在怀疑的"我",和一个可以被怀疑的身体。两年后,一位波希米亚的公主写信问他:如果心灵没有广延、没有形状、没有位置,它究竟在哪里推动身体?他答得客气,却没能答完。此后三百多年,所有关于心与身的讨论都从这封信的落款处开始,也都要绕开它留下的那个缺口。
问题是什么
意识经验与物理过程是什么关系?这被称作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它的棘手处在一个不对称:物理描述能说清神经元怎么放电、血流量怎么变化、钠离子怎么进出细胞膜,却似乎说不清"疼痛是什么感觉"。这类主观特征通常叫感受质(qualia)。争论的分岔点也在这里——有人主张这只是暂时说不清,有人说它是原则上说不清。
要看清这个缺口,可以借一个日常场景。设想一家人对同一场雨有两份记录。第一份是气象台的降水概率:百分之七十,来自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和数值模式。第二份是阳台上那个人的记录:雨点落在手背上,凉的,密集,有一种说不清的着急——因为晾着的被子还没收。两份记录可以完全吻合,它们不矛盾,甚至指向同一场雨。但第一份里没有"凉"这个字,而第二份里的"凉"不是从第一份的任何一行推算出来的。这个例子要说明的不是气象学不科学,而是描述的类型不同:一类描述系统怎么运作,一类描述它运作起来是什么样子。心身问题的核心张力,就藏在这两类描述之间。
由此可以给出争论的骨架。二元论承认这两类描述对应两类东西,代价是难以说明它们怎么互相作用;行为主义干脆不承认有第二类记录,只说"他说冷、他缩手"就是全部,代价是无法解释伪装与沉默;同一论说两份记录说的是同一件事,代价是要解释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如此不同;功能主义说重要的不是材料而是角色,代价是角色清单似乎永远漏掉"感觉起来怎样";取消主义说第一份记录里的"感觉"这个词迟早要被淘汰,代价是要放弃我们描述自己最自然的那套词汇;随附性给出一条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代价是它不说话;难问题则把不对称本身立成一个待解释的事实,代价是它可能只是在给尚未解决的问题换一个名字。
这篇文章按这几条路线依次走一遍。每一条都问同样三个问题:它要解决什么、它付出什么代价、提出它的人手里有什么材料。
实体二元论与它立刻遇到的麻烦
笛卡尔的立场是实体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判断标准是:心灵与身体是两类不同的实体,前者的本质是思想(*res cogitans*),后者的本质是广延(*res extensa*)。身体像机器一样可以分解、可以测量,心灵则不占空间、不可分。这个区分在当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论证支撑的:他注意到蜡块加热后会失去颜色、气味、形状,而关于蜡的判断并没有随之消失;他又指出身体可以分割,而一个正在怀疑的心灵不能想象自己"一半在怀疑"。这些论证把心灵推向物理描述之外。
它的收益是明显的。它为近代机械论科学留出了空间:物质世界可以完全按广延和运动来解释,不必给灵魂留位置。它也保住了第一人称的权威:关于自己正在想什么,一个人似乎有某种别人没有的通道。它还解释了身体死亡与人格存续之间的直觉距离。
代价也立刻出现,而且是同一时代的人指出的。一六四三年的通信里,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问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广延、没有质量的东西,怎么能够推动一个有广延、有质量的身体?按笛卡尔自己的机械论,推动必须通过接触与传递,而心灵不占空间,接触就无从谈起。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里把中介放在脑中的松果体上,说灵魂在那里与"生命精气"相互作用。这个回答在同时代就受质疑:松果体是一个有位置的器官,问题只是被往前挪了一步。他还提出重力作为类比——重力无形却能带动物体——但这个类比在他自己的物理学里也并不牢靠。
这一难题后来分化出几种退让。偶因论(occasionalism)由马勒布朗士等人系统提出,主张身体的动作与心灵的状态之间没有真正的因果,二者只是上帝在每次场合安排的伴随;代价是把解释推给神,同时取消了受造物自身的因果力。预定和谐由莱布尼茨提出,把心灵与身体比作两台各自精确走时的钟,从创世起就同步,看起来互相影响,其实从不接触;代价是同样需要一位钟表匠,而且"我在疼所以缩手"这句话里的"所以"变成了修辞。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后来由赫胥黎在一八七四年的一篇文章里给出一个尖锐的说法:意识像是蒸汽机车喷出的汽笛声,伴随机器运转,却不推动车轮。它保住了物理世界的因果封闭性,代价是承认心理状态完全不起作用——于是我们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做某事的报告,统统成了不可靠的旁白。
属性二元论:折中一步之后剩下的问题
属性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想把代价压小一点:只有一种实体,就是物理实体,但心理属性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属性。它通常与非还原物理主义连在一起讲。它的好处是不必安排两类东西之间的互动:只有一个大脑,疼痛这个属性就依附在大脑活动之上,不需要额外的实体去推它。
它要处理的问题是"依附"这个词本身。如果心理属性不是物理属性,它究竟靠什么附着在物理东西上?如果它每一次都由物理属性决定,那么它在解释里的独立地位又在哪里?这条路线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被几种论证推向台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下一节专门说它们。
这里先把三个论证的构造记下来,它们的材料都不是新实验,而是思想实验,这一点本身值得注意。
知识论证(the knowledge argument)通常与杰克逊一九八二年的一篇文章连在一起。设想一位研究颜色视觉的科学家玛丽,从出生起被关在一间只有黑白两色的房间里。她读遍了关于颜色视觉的全部物理与生理文献:波长、视锥细胞的反应曲线、视网膜到皮层的通路、语言中颜色词的使用规律。她完全知道"红色"这个词该在什么场合使用。然后她第一次走出房间,看见一朵红玫瑰。她似乎学到了新东西——知道了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如果这是新知识,而她此前已经掌握了全部物理事实,那么物理事实似乎没有穷尽全部事实。
僵尸论证(the zombie argument)设想一个存在者,在物理构造、神经活动、行为倾向上与你完全一样,但它内部没有任何体验:没有疼的感觉,没有红的印象,只是按同样的方式运转与报告。它由查尔默斯在一九九六年系统提出。论证的形式是:如果能设想这样一个存在者而不自相矛盾,那么物理事实就不逻辑地蕴含体验事实。
蝙蝠论证与内格尔一九七四年的论文有关。他问:我们能不能知道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蝙蝠用回声定位感知世界,它的经验有结构,有丰富的内容,可我们无论掌握多少关于它的声呐的物理知识,似乎都无法把它"从里面"是什么样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