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三大流派：后果论、义务论、德性伦理

一七八九年，伦敦。一个学过法律却从未开业的人匿名印了一本书，书里附了一张表，想把快乐与痛苦折算成可以相加的数。四年之前，柯尼斯堡的一位教授出版过另一本书，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一个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不在它造出多少好处，而在它出于什么。再往前两千两百年，雅典城外吕刻昂的廊下，问题被问得更早也更慢——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先问眼前这一件事做得对不对。

三种问法，后来各自长成一支传统。它们的分歧不在细节，而在把"道德评价"这件事的落点放在哪里：结果、行为，还是行为者。

问题是什么

说一个人做错了事，究竟错在哪里。这是伦理学最古老也最不肯散去的一组问题：错在后果不好，错在违犯了某条不能违犯的规则，还是错在这个人在这个处境里没有表现出他本该有的判断与品格。三种回答分别长成了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义务论（deontology）和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它们看上去像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答案，其实不完全是。后果论和义务论争论的是"什么使得一个行为是对的"，德性伦理更多在问"什么使得一个人是好的，以及好人的判断从何而来"。前者把评价的单位定在单个行为上，后者把单位定在人的一生和这个人的品格上。看清评价单位的不同，三种框架之间那些互相听不见的对话，才有点线索可循。

还需要区分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三者都在规范层面说话，也就是都在回答"应当怎样"；而二十世纪前半叶那段主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好""应当"这些词究竟在表达什么，道德判断有没有真假可言。元伦理学的兴趣一起，规范理论就冷了三十年。这一点在后面的研究史里还要再说。

一、后果论：快乐要怎样计算

后果论的基本主张很短：一个行为的对错完全由它带来的后果决定，与行为者的动机、与行为本身是否符合某条规则，都不独立地起作用。衡量后果的尺子可以换，只要尺子只有一个。

先看一个日常场景。三个人一起点外卖，平台有"满六十减二十"。菜是各人点的，钱却是要分的：甲点了一份三十八元的套餐，乙点了一碗十六元的粥，丙只加了一份八元的小菜。凑单的时候，账面上没人会吃亏，因为总价减了二十，可到底这二十元该按谁的原价摊，是按人平分，还是按谁凑够了门槛来算，凑单的人往往说得含糊。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后果论内部一个容易被跳过的区分：总量与分配是两件事。能让总额最大化的方案，未必是分配上说得过去的方案；而古典功利主义手里那把尺子，量的只是总额。

严格地说，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是一个属概念，下面有行为后果论、规则后果论、动机后果论等不同版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它的核心概念是功利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也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判断行为、制度与法律的正当性，看它们是否倾向于增进相关者的幸福。幸福在这套算法里，等于快乐与痛苦的差额。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是这套算术的提出者。他生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在牛津受过教育，后来在林肯律师学院学法律，却一生没有执业。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不去做律师，是因为读到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时发现，书里讲的很多规则他找不到理由。一七八九年，《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正式出版，书的第一章就把功利原则立为一切立法与道德判断的基础，第四章给出了后来被称为"幸福微积分"（felicific calculus）的量表。

这张量表列了七个维度：快乐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性（离现在有多远）、丰度（它之后还带来多少同类快乐）、纯度（它之后跟来多少痛苦）、以及范围（有多少人受影响）。据边沁的设想，一个行为带来的每一种快乐或痛苦，都可以按这七项打分，加总以后取大者。

这套表格从未真正被使用过，这一点连它的辩护者也不否认。但它留下了两样东西，一直用到现在。一样是单一尺度的念头：把不同的好处放到同一把尺上，才谈得上比较与取舍。另一样是平等计算。密尔在《功利主义》里把这句格言归到边沁名下，大意是每个人算一个，没有人算多于一个。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把贵族、教士、地主和乞丐放进了同一个加法式里，这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并不是一句平庸的话。

真正的历史例子出现在立法领域。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把院外救济大幅收紧，把贫穷者送进条件刻意设计得比外面更差的济贫院。推动这件事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他长期在边沁身边工作，也是所谓"哲学激进派"的一員。到了一八四八年，又是在查德威克的调查报告推动下，英国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把下水道、供水与城市清洁纳入中央监管。同一个算术思路，做出的却是两件让人感觉完全不同的事：济贫院的严酷在后世被反复批评为把贫困当成道德缺陷来惩罚；公共卫生的改善则让城市死亡率明显下降，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最成功的政府干预之一。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后果论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双面性：它能很有效地把好处做大，但它对"谁承担了代价"这件事本身不敏感。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一八〇六至一八七三）是这套学说的第二位关键人物。他三岁学希腊文，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边沁的密友，从小按功利主义的教育方案培养他。据他在自传里回忆，一八二六年他二十岁时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当他问自己"假如你想要的制度全部实现了，你会不会幸福"，心里答出的竟是"不会"。这次危机让他对"快乐可以简单加总"的说法产生了长期的怀疑。

一八六三年出版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里，密尔做了两处修正。第一处区分快乐的质与量：他认为有些快乐在种类上就高于另一些，不能按同一刻度换算。他给的判据是"胜任的裁判"（competent judges）——两种快乐都体验过的人如果一致偏好其中一种，那一种就是更高的。他在这里写下了一句意思大致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个满足的傻瓜。第二处修正发生在别处：一八五九年的《论自由》（*On Liberty*）提出伤害原则，大意是社会或他人干预一个人的自由，唯一站得住的理由是要防止他伤害别人，而不包括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对他自己不利。把这条原则和功利原则放在一起看，密尔的功利主义就不是单纯的加总机器，而是给加总算出了一道边界。

两处修正都留下了老问题。既然要判定哪一种快乐更高，就得有人来当那个"两种都体验过"的裁判；而在趣味、教养与生活方式分歧很大的社会里，谁有资格当裁判，本身就是一场权力分配。密尔把裁定权交给受过教育的少数人，这一点后来被反复质疑，包括被他自己关于自由的主张所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