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从"想象的共同体"到日常民族主义
一九八三年，英语世界接连出了几本谈民族主义的书。厄内斯特·盖尔纳在伦敦写下《民族与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写下《想象的共同体》，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与同事编出了《传统的发明》。
三本书的问题不一样，材料也不一样，但它们共同把一个问题推到了台面上：民族究竟是一件古老的东西，还是近年来才被做出来的东西。
问题是什么
在民族主义研究里，现代主义观点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实体，而是近代（约十八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与媒介条件共同塑造的认同形式。
这个主张会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民族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像天经地义：母语、故乡、祖先、饮食习惯。现代主义的回答是，这些经验都真实，但它们被组织成"我们是一个民族"这种整体感的方式，是近代的。
与之相对的一路是原生论：把族群纽带看作长期历史延续的深层归属，认为它先于现代国家，不因政治变迁而消失。两种立场之间的第三、第四条路，是后面要讲的族群象征论与日常民族主义。
现代主义的三位代表
盖尔纳的分析起点是工业化。他主张，工业社会需要可流动、可训练、能相互沟通的劳动力，而这样的劳动力不能由家庭与地方社区生产出来，必须由一套公共教育体系生产。国家与教育体系一起，把原本方言林立的人口加工成文化上同质的单位。他的结论很有冲击力：民族主义不是哲学的产物，而是社会结构的需求；工业社会倾向于让文化单位与政治单位重合。他也承认，这条论证解释了需求的来源，没有解释为什么恰好是这些边界、这些语言被选中。
安德森给出的答案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内部平等的共同体。这里"想象"不是"虚假"，而是说成员之间绝大多数互不相识，共同感必须由某种技术手段来生产。他提出的机制是印刷资本主义：出版业为了寻找市场而转向本地语言，报纸与小说让读者在同一时间读到同一件事，于是在互不相识的人之间产生了同时性的想象。他还指出一个常被忽略的部分：殖民地行政区的边界往往直接变成了后来独立国家的国界，也就是说，今天看似自然的国界，有一部分是当年行政便利的遗物。
霍布斯鲍姆的关注点是传统的发明。他与同事在一九八三年那本文集里整理了苏格兰高地服饰、威尔士的吟游仪式、英国王室的典礼等一系列案例，说明许多被当作古已有之的传统，其实形成于十八世纪末以后，功能是提供连续感与社会整合。他一九九〇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进一步主张，民族主义的原则在历史上的适用是有限的，而由它划出的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能否重合，是一个经验问题，不一定成功。
原生论与族群象征论
原生论的代表性立场是：族群归属有长期的历史深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赋予的第一层身份，不能被还原为近代的政治设计。批评者指出，"原生"这个词容易被误读为生物性，而实际上它讲的往往是文化上的归属感，且这种归属感本身也会随历史变化。
安东尼·D. 史密斯一九八六年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起源》走的是中间路线，后来被称为族群象征论。他承认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但主张现代民族不是凭空发明的：它们从前近代的族裔共同体那里继承了名称、神话、历史记忆、象征与价值，再经现代的政治动员与教育体系重新组织。他给出的研究方式是追溯这些要素的传递链条。对他这套处理的批评有两种：现代主义者认为他还是给了前近代要素过多的独立性；原生论者则认为他让步太多，把连续的历史归属降成了"材料"。
比林：平庸民族主义
迈克尔·比林一九九五年的《平庸的民族主义》把注意力从激烈动员移到了日常。他使用的词是平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在已经建立的国家里，民族主义不再表现为口号与游行，而表现为被忽略的日常形式——旗帜在公共建筑上无声地挂着，天气预报里说"我们这里"，体育报道用"我们"来指代一支球队，报纸每天在头版印上国名。这些形式之所以"平庸"，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在说"我们身在一个国家"这件事上太熟练，以至于不再被当成主张。
他的分析有两层用处。一层是把研究对象从极端现象扩展到常态现象：只研究煽动性民族主义的写法，会漏掉那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日常再生产。另一层是提醒概念上的不对称：研究"他们的民族主义"时容易被当成问题，研究"我们的"时容易被当成常识，而这两者在分析上应当一视同仁。
他的取材方法也值得留意。比林分析的主要材料是报纸与政治演说这类日常文本，看的是小词的使用频率与位置，而不是宣言与纲领。这种做法的长处是可重复、可比较，短处是它测的是文本的措辞习惯，未必等于读者的态度。用这类材料下"某国民族主义正在升高"的结论之前，先要问：措辞的变化会不会只是编辑惯例的变化。
国家、民族与族群：三个词要分开
在做任何具体判断之前，先把三个词分开，因为研究中最常见的失焦都出在这里。
国家（state）是政治与法律单位：它有领土、边界、政府与强制手段，韦伯把它定义为在一定领土内主张对正当使用暴力实行垄断的共同体。
民族（nation）指的是被想象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群，它常常与国家的边界相关，但不必然重合。一个民族可能分布在几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也可能包含多个被承认为民族的人群。
族群（ethnic group，或译族群／民族群体）指的是以文化、语言、血统记忆为纽带的归属群体。族群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
分开之后，很多判断会变得清楚：说"某地民族冲突"，要先问是国家之间、国家与族群之间，还是族群之间；说"民族国家"，要看它指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诉求，还是指现实中那种多族群共存的政治单位。同一个词在两句话里指的东西可以完全不同。
常见的几种误读
第一，把"想象的共同体"读成"虚构的、骗人的"。安德森明确说过这个区分：想象指的是共同感的产生方式，任何超出面对面范围的共同体都只能被想象。家庭、教区、阶层同样如此，这不是否定的判断。
第二，以为现代主义否认民族感情的真实性。它否认的是民族自古存在，不是否认人的归属经验。把这两件事混起来，讨论会立刻变成站队。
第三，把国界当作自然事实。今天的许多国界有具体的行政、战争与外交来源，安德森指出的殖民地边界是其中最清楚的一类；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边界都来自殖民地安排，欧洲的边界史要复杂得多。
第四，把国家、民族与族群当成同义词。三个词的对象不同：国家是政治法律单位，民族多指被想象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群，族群多指文化与血缘归属。混用会让判断失焦——同一个地区，国家边界的变化、民族认同的变化与族群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三件节奏不同的事。
第五，把民族主义当成单一的东西。同一套文化符号既可能被用于排外动员，也可能被用于文化保护与语言复兴。分析时要看具体机制、对象与后果，而不是从符号本身预设它的性质。
第六，目的论叙事。用今天的国界与结果去回溯解释过去，把某些历史事件写成"必然走向民族国家"，这是研究者最常警惕的陷阱。避免它的办法是问：在当时，还有哪些可能，为什么有些路径没有被选中。
学界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