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当成物来看
一八九七年，巴黎。一个教书的人把几万份死亡登记表摊在桌上，想弄明白一件事：人为什么会自杀。
他没有问"人为什么会绝望"。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哪一类人自杀得更少。答案看起来极其平常——已婚的人少于未婚的人，有孩子的人少于没有孩子的人，在教区里与群体联系紧密的人少于独居的人。于是《自杀论》里的结论出现了：自杀率的高低与个人性格关系不大，与个人被整合进社会的程度关系很大。
问题是什么
涂尔干要证明的不是"社会很强大"，而是一件更基础的事：社会现象有它自己的层次和规律，这些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人的心理。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还没有自己的位置，塔尔德一类学者主张社会现象可以从模仿与个人互动里推出来。涂尔干要反驳的正是这条路线。
他为此做了三件事。一八九三年出版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一八九五年出版《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八九七年出版《自杀论》。一八九八年他创办《社会学年鉴》，把一群研究者组织在同一份刊物周围；一九一三年，他在索邦拿到以社会学命名的教席。三本书加一份刊物，是法国社会学建制化的起点。
第一步：分工与两种团结（一八九三年）
《社会分工论》问的是：分工越来越细，社会靠什么还连在一起。答案是一组对立的概念。
一种是机械团结（solidarité mécanique）。成员彼此相似，集体意识覆盖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法律以压制性惩罚为主——谁触犯了共同的信仰，就受到惩罚。这种团结在血缘与地缘的小社会里占主导。
另一种是有机团结（solidarité organique）。成员彼此不同，各自承担专门职能，因此必须互相依赖；法律以恢复性为主，赔偿、契约、行政调整，重点是把事情恢复原状，而不是惩罚某个人。分工越发达，有机团结越重要。
分工为什么会发展？他给出的主要理由不是效率，而是社会容量与社会道德密度的增加：人口变多、交往变密，生存竞争加剧，职能分化成为一种避免正面冲突的方式。这个解释与经济学把分工归因于生产率提升的说法不同，也是他与斯宾塞保持距离的地方。
书的第三卷讲分工的"反常形式"。其中一种是失范的分工：职能已经分开，规范却没有跟上，各方的期待无法协调。失范（anomie）这个词在他那里由此成为社会学概念。它指的不是个人无法无天，而是规范在某类关系上缺席或者失效。另外还有强制的分工——分工被外部不平等强加，契约的一方其实并不自由——以及一种他自己也不甚满意地称为"另一种反常形式"的情形：职能被切开，却缺少把它们连接起来的组织。
第二步：把社会事实当物来看（一八九五年）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一章给社会事实（fait social）下定义。它有三个方面值得记住。
第一是外在性：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比如法律、货币制度、语言习惯。第二是强制性：它通过教育与舆论施加压力，违反时会付出代价。第三是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在群体层面呈现出稳定的规律性。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涂尔干没有把"普遍性"当作社会事实的定义特征。他认为普遍性是它扩散之后的结果，不是它成为社会事实的原因。这一点经常被读错。
第二章讲观察的规则，也就是流传最广的那句话：把社会事实当"物"来看。它的意思不是社会事实真是石头，而是要求研究者不从日常概念与预断（prénotions）出发，先从可观察的外部标记入手——法律条文、统计数字、制度安排、器物与仪式——再谈解释。研究者要先定义对象，再找证据。
第六章讲证明的规则。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做不了严格的实验，只能比较：如果两个现象在多个案例里一起变化，而其他条件在变化中大致不变，就可以建立因果推断。他把这个方法称作伴随变异法，取自密尔对因果方法的讨论。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粗糙，但它已经把"控制其他变量"的想法摆上了桌面。
第三步：自杀率作为一件物（一八九七年）
《自杀论》是把上述规则用在一个最不像"物"的对象上。全书分三编。第一编排除非社会因素：精神疾病、种族与遗传、气候、模仿。第二编处理社会原因与社会类型，是全书的核心。第三编把自杀当作一般社会现象来讨论。
他的材料是法国以及若干欧洲国家的官方死亡统计。他比较的不是某一个自杀者的动机，而是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年份的自杀率。他先指出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在连续多年里相当稳定，波动幅度远小于人们的印象。稳定性是论证的关键一步，它使自杀率看起来像一件有自身规律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偶然的个人悲剧的堆积。
接着是三种类型。
利己型自杀（suicide égoïste）：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松弛，人失去了留在群体里的理由。他用宗教差异作证据，新教地区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地区。他的解释不是教义禁止自杀，而是新教把判断权更多地交给个人，共同信念更薄弱，整合程度更低。他也比较婚姻与家庭状况，已婚者、有子女者的比率低于未婚者与独居者，而丧偶与离异带来的变化又比单纯的单身更剧烈。
利他型自杀（suicide altruiste）：个人过度融入群体，把群体的要求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举的例子包括某些军队与宗教群体的行为方式，以及把自杀当作义务的习俗。这一类型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整合越多越好"是错的。
失范型自杀（suicide anomique）：规范在经济剧烈波动中失效。他的证据是危机与突然的繁荣都会推高自杀率——贫穷本身未必致命，秩序被打断才致命。他也把离婚率较高的社会里男女自杀率的差别放进这一类讨论。
此外，他在一处脚注式的段落里提到第四类——过度受规则压制的人的宿命型自杀，并说明自己讨论得很少。后来的教科书多半只讲前三种，这也是"三种类型"成为通行说法的由来。
统计是被人填出来的
《自杀论》的证据类型有一个必须说明的局限。他用的不是自己采集的数据，而是别人登记出来的官方统计，而"自杀"这个类别需要人来判定。死亡登记由医生、验尸官与地方官员填写，不同地区对同一类死亡的归类并不一致。在天主教影响较强的社区，家属与登记者可能更倾向于把死亡记成意外或者别的死因——如果这种偏差存在，涂尔干关于宗教与整合的结论就被削掉了一部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道格拉斯（J. D. Douglas）一路的批评把问题推到更前面：官方自杀率不是中性的事实记录，而是官方机构对"什么算自杀"的定义与判断的产物，因此它更适合用来研究判定过程，而不适合直接当作社会整合的指标。这一批评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
反驳也存在。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者转而使用地方验尸记录、教区簿册与报刊，尝试把判定惯例与其他死因分开。多项重分析发现，在修正口径之后，宗教与婚姻状况的差异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强度变了。也就是说，涂尔干的经验结论既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干净，也没有被完全推翻。这一层认识——统计口径本身就是研究对象——是《自杀论》留给后来量化研究最实用的遗产。
常见误读
第一，以为涂尔干在说"社会决定一切"。他要建立的是社会层面的规律性，不是否认个人的能动性。他关心的是比率与分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为什么走到了那一步。比率说的是某一类位置上的概率，不是某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