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默顿与功能主义：从体系到中层
一九三七年，哈佛。一个三十多岁的讲师把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四个人的著作并排读了一遍，然后写了一本很厚的书：《社会行动的结构》。他想做的事听起来朴素——让"社会"这个词可以被分析。
问题是什么
这本书是一次清理，也是一次收编。全书开篇借了一句问话——现在谁还读斯宾塞——宣布进化论式的社会学已经过时，然后把四个人读成一条"收敛"的路线：马歇尔从经济学出发，帕累托从逻辑行动出发，涂尔干从社会事实出发，韦伯从行动的意义出发，却都撞上了同一个问题。行动不只由条件与手段决定，还受规范约束。帕森斯把这称作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并把行动拆成四个要素：目的、手段、条件、规范。
写作策略值得说明。他不是在做思想史，而是在用四个人的材料造一套理论；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指出，这个"收敛"的读法带有回溯建构的成分，韦伯与涂尔干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帕累托的位置也被改写成通往规范的一步。这一点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有用：把《社会行动的结构》当作理论建构来读，比当作四份可靠的著作导读来读更准确。
从行动到系统：AGIL 与模式变量
战后他从行动转向系统。一九五一年出版《社会系统》，同年与希尔斯合编《走向一般行动理论》，随后又与贝尔斯、希尔斯合作的工作论文把功能图式定形。
AGIL 是四类功能问题的首字母：适应（Adaptation）指系统从环境取得资源，位置大致在经济；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指设定并实现集体目标，位置在政治；整合（Integration）指协调内部冲突、维持团结，位置在法律与规范；模式维持与紧张处理（Latency）指传递价值与动机，位置在家庭、教育与宗教。每一个子系统内部还可以再分出四格，子系统之间用货币、权力、影响、价值承诺这类"交换媒介"互相交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套语言几乎就是美国社会学的通用语法。
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是另一套工具，用来描述角色期待的类型，共五对：情感性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就与先赋、专一性与扩散性。他主张现代社会的主导组合偏向情感中立、普遍主义、成就与专一性，家庭与亲密关系则偏向另一端。这个图式后来受到不少批评，理由是把"现代"与"传统"的对照压缩成了几组二分。
默顿：把大体系折回可检验的问题
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九四九年）里对老师做了一次温和的改造，改动其实很大。
第一是中层理论：不要一上来就谈整个社会，先做能被经验检验的局部命题群——参考群体、角色冲突、相对剥夺、科层组织的反功能。他反对把社会学分成"宏大理论"与"琐碎经验研究"两极。
第二是显功能与潜功能：行动的公开目的与实际后果常常不同。慈善募捐既帮助他人，也提升捐赠者的地位；政治机器为刚到城市的移民提供实际服务，这项潜功能使它不容易被简单取消。他还提出"净平衡"的算法：功能与反功能要一起算，不能只数好处。
第三是他对传统功能主义的三项修正：反对"社会中每一项都有正面功能"的普遍功能假设；反对"某项功能不可或缺"的假设，代之以功能替代项；强调潜功能必须靠经验研究判定，不能靠猜测隐藏目的。
第四是越轨的结构解释。他在一九三八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社会强调成功目标，却不为所有人提供合法手段，偏离行为因此会集中出现在特定位置上。他列出五种适应方式：顺从、创新（用非法手段追求合法目标）、仪式主义（放弃目标只守规则）、退避（目标与手段一起放弃）、反抗（用新的目标与手段替换既有的）。这条思路后来通向机会结构的研究，克洛沃德与奥林把它讲得更细。
功能主义受到的三类批评
第一类是目的论。把结果当作原因——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它存在——这是一种倒置的解释。默顿的显功能与潜功能之分、净平衡的算法，部分回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彻底解决反事实推断：我们凭什么说如果没有这项制度，结果会不同。
第二类是保守偏向。默认既有秩序有它存在的理由，对权力、强制与剥削的处理过于温和。整合、模式维持这类词本身偏向稳定，用它们描述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容易把冲突写成失调。
第三类是难以处理冲突与变迁。在系统平衡的语言里，变迁像是外来的扰动，而不是常态。帕森斯后期用分化与演化的语言处理变迁，但这部分的说服力有限。还有一条更技术的批评：AGIL 像一套先验的四格分类，任何现象都能被塞进去，因此很难被证伪。
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替代方向从不同侧面出现：冲突理论把社会看作不断重组的强制性联合体；交换理论从行为与报酬出发；符号互动论主张意义在互动中生成；常人方法论追问日常秩序如何被反复生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阶级与资本带回中心。也有一路是在内部改造：八十年代的新功能主义试图保留系统思维而放弃共识前提，卢曼的系统论则把系统与环境的区分推得更远。
常见误读
第一，把功能主义一律当成保守意识形态。它的政治含义要看具体作品与时期，帕森斯本人在五十年代同时受到左右两边的攻击，他的理论在双方眼里分别是辩护与空谈。
第二，把显功能与潜功能理解成"有意图"与"无意图"的简单二分。潜功能的判定是经验问题，不是猜谜：你必须能说明实际后果，而不只是说某人"其实想要"。
第三，把 AGIL 当成对社会的断言，而不是一套分析框架。它是让研究者去问"这里缺少哪一类功能"的清单，不是关于社会必然如此的定律。
第四，把中层理论读成"小理论"或者反理论。它指的是一种研究策略：命题要有足够的抽象度以便比较，又要贴近到能被数据检验。
第五，以为帕森斯与默顿是同一套主张。默顿的许多工作恰恰是对老师的修正；把他直接算作功能主义者，会丢掉他最有力的那部分批评。
学界的分歧
第一层分歧在逻辑。功能解释算不算真正的因果解释？受波普尔式科学哲学影响的一派认为不算，除非能指出反馈机制——行为的后果经由什么途径反过来维持了那项制度。另一派援引生物学里的功能说明，认为只要给出机制，功能解释就是合法的因果说明。这一分歧在事实判定之外，是概念与推理形式上的分歧。
第二层分歧在理论的政治含义。一派认为帕森斯的框架为战后美国的现状提供了辩护：整合、共识、模式维持，恰好是既得利益者愿意听到的词。另一派认为分析工具本身不预设立场，问题在于使用者；用系统语言分析权力与不平等是可行的，只是当年的研究者少有人这样做。
第三层分歧在经验领域，最集中地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分层上。功能主义一派的解释是：学校承担选拔与社会化的功能，回报差异反映了能力与努力的差异，社会因此得以运转。冲突与再生产一派的解释是：学校主要在传递既有的优势，把家庭出身翻译成"天赋"。法国、美国与英国后来的调查数据两边都能找到支撑，争论至今没有终局。
怎么用、怎么读
先读默顿收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前两章的两篇——中层理论与显功能、潜功能。它们今天读来仍然直接可用，而且篇幅不长。再读《社会行动的结构》里关于单位行动的讨论，以及处理韦伯与涂尔干的那几组章节，注意他是怎么把别人的材料收进自己的问题的。最后找一篇关于 AGIL 的二手介绍，把四格与五对模式变量记住，再判断它值不值得用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