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统
一九三七年，哈佛。一个三十多岁的讲师把四个欧洲人的著作并排读完，然后试着把"社会"做成一套可以被分析的系统。
这一组三条问的是同一件事：秩序是怎么被生产出来、又靠什么维持的。它们给出的是三个不同的回答层次。
帕森斯与默顿从系统与功能的层次回答：行动不只有条件与手段，还受规范约束；社会系统要解决四类功能问题，角色期待可以按几组对立的选择来分类。默顿随后把这套大语言折回可检验的局部命题——中层理论、显功能与潜功能、目标与手段失衡之后越轨会集中在哪些位置上。戈夫曼把层次降到面对面：秩序不在条文里，而在一次排队、一次推门时的表情切换里被反复维持；他造的是词汇，不是体系。布迪厄再把镜头拉回结构：惯习把规范与场景一起内化进身体，场域给出位置的分布，资本解释谁有资格站在哪个位置上，再生产说明这套安排怎么传下去。
三者可以这样看。默顿的中层理论与戈夫曼的场景描写，都是对巨型体系的两条退路——一条要求命题可检验，一条要求概念落到具体的尴尬里；布迪厄试图把这两条退路接回去，惯习可以读成规范内化的身体版，场域可以读成系统分化之后的样子。所以这一组的读法有内在次序：先把功能主义的术语拿到手，再去看秩序在场景中如何被维持，最后看这些场景如何被位置分配与再生产出来。
也要知道这三条各自背着的批评。功能主义被指责为目的论、保守偏向、难以处理冲突与变迁；戈夫曼被指责只看微观的互动秩序，不问谁定的规则；布迪厄被指责把结构的力量讲得过重，让人显得没有余地。这些指控都不算冤枉，也都不完整。
三条合起来留下的，是一种不太舒服的清醒：秩序是被做出来的，所以它可以被做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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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章节收录：《帕森斯、默顿与功能主义：从体系到中层》、《戈夫曼：日常生活是一场小心翼翼的演出》、《布迪厄：惯习、资本与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