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惯习、资本与场域
一九五五年，阿尔及利亚。一个从巴黎高等师范出来的年轻哲学教师被征召入伍，被派到这个正在打仗的殖民地。退伍之后他留在阿尔及尔大学教书，一边讲哲学，一边往山里跑，记录农民、失业者与卡比尔人的荣誉观念和婚姻习俗。
问题是什么
他后来回法国，在中学和博物馆里发问卷，也在课堂上观察学生。他注意到一件不太体面的事：人们说"喜欢"什么，往往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一致得惊人。音乐、绘画、体育、家具、饮食，这些看起来最个人化的选择，在统计表里却排得整整齐齐。
他要解释的是这整齐背后的机制。他的答案不是"阶级决定品味"这么一句话，而是一套把身体、资本与位置串起来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从材料里逼出来的，不是从理论书上抄下来的——他先有卡比尔的田野与法国的调查，才有惯习、资本与场域。
惯习（habitus）
惯习指一套持久而可转移的倾向系统：它既是处境的产物，又是生成新实践的原则。说得直白些，人长期在某种条件里生活，会把那些条件的要求变成自己的身体习惯——怎么说话、怎么吃饭、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该让、什么距离算礼貌。
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它来自经院哲学的 habitus，也接在亚里士多德的 hexis 与莫斯关于身体技术的讨论上。他本人在翻译潘诺夫斯基的著作时重新注意到这个词，并把它改造成一个社会学概念。
有三点必须说清。第一，惯习不遵守明确的规则，也不做理性计算，它更像一种"有道理却说不出道理"的实践感。第二，它长在身体上：姿态、口音、节奏、对尴尬的容忍度。第三，它会滞后。人从一个场域进入另一个场域时，旧的惯习不会立刻更新，于是出现错位——那种"不合时宜"的感觉，正是惯习与场域不匹配的表现。
四种资本
经济资本是他不打算放弃的起点：钱、财产、可以变现的资源。
文化资本是重点。它有三种存在形态：身体化的形态，即长期的教养与技能，长在人身上，不能像礼物一样转手；客体化的形态，即书籍、乐器、收藏；制度化的形态，即学历与文凭——它把前两种形态的差异固定成一个可以被官方承认的等级。
社会资本指可以动员的关系网络。这个概念后来被其他社会学家沿用并改造，含义与他的用法有距离：别人更强调社群里的信任与规范，他强调的是位置上的排他与可转换性。
象征资本是被承认的资本，是其他资本被误认之后的形式。名声、声望、体面，都是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它们看起来与利益无关，实际上可以兑换。
资本之间可以转换，而兑换率本身是争夺的对象。学历能不能换到职位、关系能不能换到订单，这些兑换率从来不是自然给定的。
场域（champ）
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有自己的规则、赌注与位置分布。它像磁场：位置之间的关系决定力量，而人是在这些位置上行动的。场域也是斗争的场所，争夺的往往不是资源本身，而是对资本的定义权——什么算好品味，什么算合格的学者，什么算够格的作品。
惯习与场域是一对：场域塑造惯习，惯习让场域得以运转。当一个人带着某套惯习进入一个不属于他的场域，两边都会不舒服。
《区分》（一九七九年）
《区分》的副标题是"一种对趣味的社会批判"。它的数据来自六十年代的两次问卷调查，加上摄影与博物馆参观方面的材料。方法上他做了一件后来很有名的事：用对应分析把调查结果投到一张社会空间图上，让位置与偏好同时显形。
这幅图有两个主要维度：资本的总量，以及资本的构成——经济资本多还是文化资本多。音乐、绘画、体育、家具的选择在这张图上各自占一块地方。他由此区分出合法的品味、中等的品味与大众的品味，并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其中最有哲学意味的一步是针对康德美学的：那种把审美注视从日常用途里抽出来的"纯粹目光"，在他看来不是人类共有的能力，而是一种需要条件与训练才能获得的态度。当它被当作普遍标准时，它的社会来源就被掩盖了。
《再生产》（一九七〇年）与《继承人》（一九六四年）
这两本是与帕斯隆合著的，主题是教育。
《继承人》处理大学生的文化资本差异。出身于有文化资本家庭的学生，熟悉学校默认的语言、书目与姿态，于是显得"有天分"；而学校假装这些东西人人都懂。起点的差异就这样被翻译成能力的差异，再被翻译成努力的差异。
《再生产》把这套分析推到系统层面，提出教育系统有相对自主性——它不直接听命于经济，正因为看起来独立，它的筛选才显得公正。教育行动在他看来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强加一种文化专断，同时掩盖这种专断的性质。教学权威与被支配者的误认（méconnaissance）使这一过程得以被当成中立的选拔。
符号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
这个概念的核心不是态度粗暴。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被支配者用支配者的范畴来认识世界、评判自己，从而参与到对自己的支配之中。它需要被支配者的合作，这正是它最难被看见的原因。
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福柯的权力与知识有相似的问题域，区别在于布迪厄更强调身体与认知图式的层面。他后来把这个概念用到语言与性别上：说话方式本身有合法性等级，某些口音在某些场合注定要付出代价。
常见误读
第一，惯习不是宿命论。它是倾向，不是剧本；它划定的是一个可能的行动空间，处境改变时会调整，虽然调整常常滞后。把它读成"人只能按出身行动"，就丢掉了它最有意思的部分。
第二，场域不是圈子。圈子是人际关系，场域是关系的客观空间：两个人可以互不认识，却处在一个场域里的对立位置上，彼此的行动仍然相互影响。
第三，再生产不是完全不变。他自己强调的是有位移的再生产——结构延续，具体的人换位置；家庭可以换一条路把孩子送上去，也会有集体的上升与下降。
第四，资本不只是"钱"的委婉说法。文化资本不是赞美某人教养好，它指的是可以被投资、继承、转换并产生回报的东西。
第五，标签贴在他身上的"决定论"也要分清。他的确把解释的重心放在结构上，但他的问题始终是：在给定的条件里，人如何行动，以及条件如何被再生产出来。这两件事不是同一件事。
学界的分歧
第一层在事实与测量。《区分》常被批评为从相关跳到结构：样本是六十年代法国的特定人群，编码与解释都带着研究者的判断。后来的跨国重复研究结果强弱不一——美国的研究者在九十年代提出"文化杂食"的说法，认为上层品味从排他转向兼容；跨国比较则发现高雅与通俗的边界在各国强度不同，而不是消失了。争论的实质是品味与位置的关联有多强、以什么形式存在。
第二层在解释路线。法国另一位社会学家布东（Raymond Boudon）在七十年代提出，把家庭影响分成原生效应与次生效应：前者指出现在学业表现上的差异，后者指在同样成绩下做出的不同选择，并主张后者更关键。这与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与惯习的路线形成张力：一边看到的是倾向的内化，一边看到的是约束下的理性决策。两种解释在数据上都能找到支持，很多后来的研究干脆把两者合起来用。
第三层在规范。如果一切判断都是位置的表达，那么他自己关于社会不公的判断凭什么站得住？他晚年用"参与的客观化"回应：研究者要把自己的位置与利益也放进分析，而不是假装自己站在外面。批评者认为这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也有人指出他的社会学带着明显的政治动机，他晚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与公共发言；这一点不必回避，它既可以是他判断力的来源，也可以是他盲点的来源。
怎么用、怎么读